法院是否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范昌龙等 破产重整那些事 2019.07.06

破产程序是充满利益冲突的司法程序,破产利害关系人通过自身权利对抗其他利害关系人权利以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破产法中规定的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享有较大职权,但是破产法并未将所有破产法权利都赋予债权人会议来决定,而是强调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例如,破产法分别在第65条[]和第87条规定了法院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权对债权人会议表决不通过的方案行使强制裁定批准权。破产法规定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更换和薪酬只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而没有决定权。由此可见,破产法一方面对债权人施加保护,另一方面也对债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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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公平对待原则是指如果一组债权人或出资人反对一项重整计划,该项重整计划就要保证这些持反对意见的组获得公平对待,即根据破产法处于同一优先顺序的债权人必须获得按比例的清偿。破产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避免了强制执行程序所可能造成的债权人受偿上的不公平。债权人平等受偿,是破产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使破产程序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债务清理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平等对待同一表决组成员原则要求,处于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应该得到平等的、按比例的清偿。得到平等对待是债权人的重要权利,也当然地成为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条件之一。该原则不妨碍具有更高清偿顺位的债权人的优先受偿,也不妨碍债权人自愿接受更低比例的清偿。我国《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4项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第5项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就是对公平对待原则的落实。

基于破产利害关系人权益实现、破产中的债务人自身商业信用需要补强以及破产法自身成本的需要,破产程序中产生了债务人财产横向扩张的需要,其直接作用对象即破产程序中所涉及的案外担保物和保证人的财产。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标准的解释也直接影响着正常批准应当适用的标准。问题是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平、公正的标准。一般认为,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债权人利益应当优先于股东利益得到保护,重整计划仅对债权进行调整而不对出资人权益进行削减显然有失公平。[4]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曾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可以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但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对出资人权益削减等调整的内容。”[5]有学者指出,“从目前各国的规定上,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股东对公司不再存在资产权益,原则上在重整后不能继续保留公司的股份”,“出资人的权益在破产开始后自动归零,若出资人无力在破产程序中提供新资金或其他资源,或有债权人愿意与其交易,则无权再对公司主张股权。”[6]另有学者质疑重整语境下“资不抵债”作为判断股东权益为负的立场,强调“资不抵债”不仅仅是账面价值,还应考虑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能力等因素。[7]

破产程序的目的是对债务人的债权人的共同清偿。[6]只要人民法院受理了破产案件,就要允许破产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处理其财产,偿还其债务。虽然破产法规定了经人民法院批准,破产企业的管理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处理债务人的个别财产,但破产法规定,债务人财产只有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才能被称之为破产财产,债权人会议才能讨论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也就是说,企业不宣告破产,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都不得变价破产财产,偿还其债务。现行的法律把破产清算程序定位在宣告破产这一个点上,没有这一个点位的突破,似乎破产清算案件就无法进行下去。这是一种人为的设障。因此,现行的宣告破产制度束缚了破产案件的审理,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相悖。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法院强制批准制度的研究

2.《破产法》第18条和第53条确定的破产程序中带履行合同的处置规则。《破产法》第18条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有单方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权利,而第53条则明确规定了把合同相对方由于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列入普通债权。从破产法的立法上看,明显表现出一种立法政策上对债务人的倾斜,其立法政策考量只能够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得以解释。

[11]企业破产法第82条规定,下列各类债权的债权人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依照下列债权分类,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债务人所欠税款;普通债权。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决定在普通债权组中设小额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第83条规定,重整计划不得规定减免债务人欠缴的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该项费用的债权人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作者:李设球

关于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尽管我国现行立法借鉴了不少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在弥补原有制度不足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创新,但从其与国外立法的比较中,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疏漏与待完善之处。

齐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4]公司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1.尽可能客观评估债务人资产

绝对优先原则是指如果任何一组债权人或出资人反对一项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就必须保证,只有这个组的成员获得充分清偿后,在优先顺序上低于这个组的其他组才可以开始获得清偿。该原则的宗旨就是,破产法对清算程序规定的优先顺序,在重整程序中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组必须同样地适用。[3]该原则只在强制批准时适用,在普通债权人通过了重整计划时是不适用的。最常用的规避该规则的方法是通过与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组进行谈判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该规则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督促债务人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谈判。它为债权人进行谈判提供了一个基准,对债务人的行为构成强有力的规制,是重整程序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关键措施。[4]这在我国《破产法》中第87条第2款第1、2、5项中有所体现。

五、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关系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和股东表决权

大世界公司由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程序后,清算组面向社会再次公开招募大世界公司重整投资人。2016年12月19日,大世界公司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及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债权人表决通过《大世界公司重组方选定规则》,并依据该规则表决选定大世界公司重组方。债权人会议对重组方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经表决,普通债权组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仅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和出资人组等少数权利人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清算组申请深圳中院依法审查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没有确立绝对优先规则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限制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

宣告破产,是指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定职权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以清偿债务的诉讼程序。法院对债务人进行宣告破产,意味着破产案件已经确定无疑地进入了清算程序,债务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法律后果。因此,宣告破产法律制度在破产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德国支付不能法》,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一、引言

本文共计4,136字,建议阅读时间8分钟

摘要:

[9]《日本商法典》,王书江、殷建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018年7月25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破产法 法的适用 [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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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本文认为该原则应在我国立法中确立,并且在破产程序中作为法院审理、管理人履职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摘要 ]
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法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中没有确立该原则,进而导致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内在精神,破产司法实践缺乏必要的依据和标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优先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 ]

一、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

2.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宣告破产后程序仍可转换

法院对重整计划草案的批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称为法院正常批准,是指经过关系人会议的分组表决,重整计划获得各表决组的通过,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而批准该重整计划。第二种情况是指当一项重整计划被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后,未被各表决组一致通过时,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由法院强制性地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使重整计划生效。美国学者形象地把这种批准称为“强塞”(cram
down),即“重整计划是被硬塞进反对者喉咙的”。 [2]

七、结语

[1]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6、489页。

[4]参见王欣新:《破产法原理与案例教程》,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对出资人权益的保护不足

债务人财产时间轴上的张力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3条规定,处理破产财产前,可以确定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破产财产进行评估,债权人会议、清算组对破产财产的评估结论、评估费用有异议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宣告破产的意义

[1]王欣新主编:《破产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美国破产法虽然没有直接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但由于美国债务人财产制度建立在信托法的基础之上,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作为法定受托人,依据信托法对债务人财产当然负有使其保值增值的义务。我国有学者提出,美国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可以提炼为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有效率地处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以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相比之下,我国尽管理论界期待通过信托法关系理顺法院、债务人、债权人、管理人和债务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财团法人制度的缺失和现行破产立法的规定导致债务人财产相关的法律关系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变现,进而影响到破产案件的效果。因此,尽快建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对我国破产法顺利实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宣告破产一经作出,是破产企业真正开始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标志,预示着破产企业已经走向倒闭的境地,也意味着企业必须走向消亡之路。

二、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程序性要求

虽然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是破产法中的基本原则,但是也并非没有限制。破产法的实施不能超越合法性的框架,不能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或者保护债权人利益无限的扩展破产法的适用。

从立法论角度,笔者倾向于改变现行立法模式,即修改立法现有模式,规定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情形下,程序上不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保留股东权益。因为,笔者前面所主张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益的情形,是基于对重整价值的新价值理论的灵活性理解或有利于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不影响确立清算价值下否定资不抵债股东表决权的原则。在现有立法模式下,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可以参照证券监管规则中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在出资人组中分设小额出资人组,或者采取出资人组通过和中小投资者通过这一双通过模式等,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灵活地处理股东表决权问题。

5.取消宣告破产制度

最大利益原则名存实亡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管理人应当对资产评估的方法、资产评估的市场状况进行综合判定,债务人的财产量是否有可能大于债务,申请宣告破产是否有风险。在评估资产价值大于负债的情况下,管理人应暂缓申请宣告破产。

本文作者:范昌龙,男,扬州大学法学硕士,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具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破产管理人资格,临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会员

为了防止债务人财产在破产程序中被遗漏,我国破产法规定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发现的可供债权人进行分配的财产仍然有权对其进行追回,给权利人追加分配,因此破产法的效力被延展到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的时间。

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等十三部委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明确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合理发挥债务人在重整程序中的作用”,本条意见规范的对象是管理人,实际上落脚点在债务人,意在通过界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和职责边界,鼓励债务人在维持重整企业运营价值和重整价值方面发挥作用,防止管理人、债权人过度干预重整企业的营业事务,激活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潜在价值。《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赋予重整程序中的新融资优先受偿的权利,为重整投资人积极投资重整企业,为重整企业提供新融资建立保障机制。上述规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债务人、投资人在重整程序中的权利。重整前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在重整程序启动后就变成股东、债权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重整程序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基本上围绕着新旧股东、股东和债权人、投资人和债权人这样的三角关系展开。此处有一个重大问题可能容易被法律界所忽略,那就是重整企业的估值问题,因为估值问题直接关系到股东权益是否应当保留和债权人清偿率的测算,这就是美国破产法中所谓的“平衡价格”。

在宣告破产前,原则上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三大破产程序之间还可以进行转换,有关利害关系人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转换程序,以达到企业资产处置的最优效果。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破产清算程序就不能再转换成重整或和解,即使案件出现新的情况,程序也不能再行转换。

[10]
[美]大卫G.爱泼斯坦等:《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该原则在破产程序的启动问题上为决策行为提供判断标准。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渗透到对破产申请的实质审查环节,凭借是否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标准决定破产程序启动的时间、破产程序进行选择的路径、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企业停业或者继续经营等因素。

[2]同上,第107页。

[6]参见[德]莱因哈德•波克著,王艳柯译:《德国破产法导论》,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法院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尤其在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制度中,首先要遵循基本的若干原则,还应当为认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提供异议的机会,保障其程序权利,同时应当设立完善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标准,作为法院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必须遵循的条件,防止法院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的滥用和误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计划强制批准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要求,通过借鉴国外破产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以期对完善我国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为理清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关系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发挥着弥补债务人财产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缺位所导致的不足[]的重要作用。通过在立法上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司法上加以贯彻,能够在客观上强化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必要性,进而可能推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具备独立主体资格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

估值问题是破产实务界的国际难题,但我国立法和司法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重整程序对估值的处理通常采用评估方式解决估值问题,评估的对象则是资产价值,即以资产负债标准确定企业价值。从偿债的角度来说,凡是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均应当属于资产的范畴。[2]问题是评估可以测算资产价值,但不一定可以测算企业整体价值。同时,企业破产法没有赋予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三条虽然规定异议人可以参照民事证据规则提出异议,[3]但显然不足以解决如此重大事项的争议。对此,建议本次修改破产法或者未来制定司法解释中对估值问题的处理方式及救济程序予以完善。

案例简介: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系以开发建设“深圳大世界商城”为核心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5日,注册资本1亿元。2000年12月6日,深圳中院裁定宣告大世界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原临时监管组成员组成清算组,全面负责破产清算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案件拖延至2016年,深圳中院于2016年6月17日裁定中止大世界公司破产宣告裁定,并自2016年6月17日起对大世界公司进行重整。

可行性原则是指法院在行使强制批准权的过程中,必须对其在将来有无实现的可能性做出一定的判断,只有那些具有可行性的重整计划,才能得到法院的批准。重整计划如果获得批准,将会对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做出重新调整和划分,因此其是否在将来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并实现其预定的效果就显得意义重大,如果法院批准一项没有可行性的计划,不仅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浪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金钱,而且很有可能会产生不小的负效应,将原本就比较复杂的破产法律关系推向更加难以控制的境地,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使所有当事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我国《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6项对可行性原则也做了规定:“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尽管可行性原则非常重要,但是从国外破产重整的司法实践来说,与之相关的案例也不多见,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真正的可行性问题己经在债权人、管理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法院外谈判过程中解决掉,大多数情况下,在提出重整之前都已经对可行性的问题做出了判断,而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债务人一般不会做出其在将来无法实现的承诺,它们往往更倾向于提出一个更容易实现的重整计划,这使得有关可行性的问题大大减少。即使这样,可行性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在强制批准权的行使过程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为重整制度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保障。[5]

我国现行破产法对案外抵押财产和保证人采取了不予豁免的严厉的立法政策。破产法分别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和破产清算中对保证人责任分别进行了规定。确定了即便是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调整,也不减轻保证人责任。而在破产清算程序之后,保证人仍需就未获清偿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显然破产法突破了担保法的规则和原则,将更多的财产归入了供破产利害关系人进行分配的资金池中。

据观察,中国的企业已经从传统的重资产企业向轻资产企业转化,在中国当今“现金为王”的阶段,资产和现金流相比,现金流对困境企业恢复经营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重整企业在估值过程中如果按资产负债标准估值,资不抵债企业的股权可能是负值,但按现金流标准估值,同样的企业股权有可能是有巨大价值。所以,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各方在估值问题上的矛盾,其次才是清偿顺序的矛盾。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公平公正地检验企业价值最终达成各方共同认可的“平衡价格”,既是债权人的权利,也是解决破产程序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

在破产企业财产量较大,负债相对较少时,管理人应协助债务人或债务人股东申请人重整或和解,使破产案件的审理更符合实际。如果破产企业资产大于负债,管理人要及时征询企业负责人及其股东的意见,告知他们可以申请重整或和解。

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贯彻破产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本原则,也是破产法的基石原则。然而现行破产法没有在总则中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甚至没有确立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致使破产立法缺少了灵魂,也使破产法的司法实践失去了方向,导致我国现行破产法不能体系化地为破产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未确立该原则也导致破产法的理论研究缺乏必要的基础,难以系统化地开展。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破产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11]本条规定基于我国破产法设置出资人表决组的设计将权益受到调整的股东也与债权人一并同等对待。遗憾的是司法解释并未考虑资不抵债情况下绝对优先原则在表决机制中的适用,股东在资不抵债情况下的表决规则仍未能予以明确。关于资不抵债股东的表决机制,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不少声音呼吁剥夺资不抵债企业股东的表决权。[12]笔者认为,是否保留股东权益和是否保留股东的表决权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分别处理。

破产法的真谛在公平处置债务人的财产,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债权。消亡企业不是破产法的主要功能,只有那些确实已经被市场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企业,才应被注销。按照我国现行破产法典的结构,以受理破产申请为起点,以破产清算、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和解协议执行完毕为终点,期间允许程序之间互相转换,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取消宣告破产制度,不但不会影响破产案件的办理和审理,更有可能给破产制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破产重整程序——作为一种债权人集体参与的程序——为了实现债权人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对个别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进行约束,这在重整计划表决制度中就体现为采用多数决原则。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4条第2款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这就意味着多数债权人可以强迫少数债权人接受表决的结果。但是,从投票反对重整计划的行为本身我们可以推知,对重整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不利的对待。由于法院的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条件,所以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批准与法院对其做出不利的判决无异。从正当程序的角度出发,法院在批准重整计划前应当给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表达意见或异议的机会。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约束破产法立法者、司法者、管理人以及债权人会议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首先破产立法应当在法条、机制和制度设计上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贬损,并尽可能地提升债务人财产的实际价值。在立法政策上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客观中立的评价过度负债和债务不能履行现象,摒弃有罪破产主义和破产惩戒主义的思想,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主线统一破产法法条、机制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分工协作。现行破产法的内部机制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内在思想并未统一,追求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实用主义与对债务人进行追责的破产惩戒主义之间存在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破产程序的启动和应有功能的发挥。

资不抵债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理论上直接涉及美国破产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所谓绝对优先原则,是指清偿先顺位的权利未获得全额清偿之前,后顺位的权利人不应得到清偿或者保留权利。作为强制批准要件时,是指除非重整计划表决中未通过的表决组获得完全清偿,顺位较其更低的组别不得基于申请前债权或股权获得或留存任何财产(2)(B)(ⅱ),(C)(ⅱ)条)。这就意味着无法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8]但笔者也注意到,美国《破产法典》和实务界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之下,重整计划认可保留资不抵债股东的权利。首先,从规定绝对优先原则的上述法条的结构来看,作为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要件,当先顺位的债权人组多数通过时,不适用绝对优先原则。其次,在《破产法典》颁行之后,实践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顺位更低的组别是否可以“基于”其对重整债务人的新价值出资获得或留存一定财产。[9]

依2018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管理人应当在债权审核确认和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后,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的申请。因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从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到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即使所有的法定期限都按最长的时间计算,也只有4个月10天的期限。这个期限,对一个简单的破产案件来讲,查清破产企业的资产和债权情况也许问题不大,但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来说,就很难了。尤其对那些特别复杂的案件,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查清企业的资产和债权情况。同时清查破产企业的资产和核查其债权,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如过早地宣告破产,使案件固定进入破产清算,不利于科学合理地处理破产案件,甚至出现破产财产多于破产债权仍被宣告破产的尴尬局面。[5]尤其是在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中,如果出现破产财产多于破产债权的情况,债务人及其股东还很有可能借题发挥,对债权人的申请和人民法院的受理是否合法提出质疑,甚至上访告状,影响社会安定和稳定。

最低限度接受原则是指至少有一个或几个权益受到损害的表决组已经接受了重整计划,法院才可以批准重整计划。如果没有任何一个表决组接受该重整计划,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就带有专制色彩。这个条件的设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对债权人意思的尊重和权利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于法院滥用重整计划批准权的一种制约。对于至少有多少表决组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法院才可以给予批准,各国的规定有所不同。美国破产法第1129条(a)
(10)要求至少有一个受损害的表决权组接受了重整计划,德国《支付不能法》第245条要求有过半数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划。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7条规定的强制批准,适用于“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情形,也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表决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4.我国现行破产法在立法上删除了关于单一清算组的规定,而是设计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与原有的清算组形式相比,破产管理人显然从称谓上就显现出强调“管理”而非“清算”的职能。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负有“忠实、勤勉”义务,那么忠实和勤勉义务指向哪个具体对象呢?这是个问题。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适用,该问题能够得以解答。也就是管理人依法执行职务应当对债务人财产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即一方面不应造成债务人财产价值的不正当贬损,另一方面应当尽最大所能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

[9]查尔斯.J.泰步著,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8-1289
页。

产生的原因

最低限度接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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